公告彙整
柏林中小學霸凌情形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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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一切都是從最細微的卑劣行為開始的，而最後卻常以嚴重的身體傷害和精神痛苦作為結尾。霸凌是一個校園內的長期性問題，並涉及成千的青少年與兒童。霸凌施加者一般的目的在於獲得權力和影響力。
這類支配性的強勢行為與排他性行為肯定也在日前德國柏林市Tempelhof區案發的Paul-Simmel小學中產生了一定的作用，據報導，許多非穆斯林孩童受到穆斯林孩童的壓迫與威脅。這些事件也引起了社會上針對宗教霸凌的廣泛討論。
柏林的學校不須主動向主管機關報告
要知道校園霸凌到底有多麼普遍，只須回顧一下2017年的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心理舒適度研究報告：約16%受訪的德國9年級學生在調查中表示曾經遭到霸凌 – 如果將此比例換算到柏林市，則將至少有5萬柏林的兒童與青少年可能有過這類不好的經驗。
然而根據柏林文教廳的統計數字，2016學年度的前半年只有50件校園霸凌事件發生，而這與霸凌事件在文教廳的定義當中只有I 級危險性有關，由於「事態輕微」，所以學校沒有報告給主管單位的義務，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要通知文教廳。
此行政系統內的報案程序日前引起爭議，目前柏林文教廳正對此報案程序作進一步的評估中。然而社民黨的邦議員Joschka Langenbrinck要求將 I 級危險性也列入義務報案範圍。由此可以想見，還有許多案例並不為人知。
什麼是罷凌（Mobbing）？
有時候其實是不同的衝突情形，卻仍然會被有些人看成是罷凌。並非所有的爭吵、對抗衝突都能定義為罷凌。當一個人在一段較長時間內系統性地對他人重覆負面的行為，才能稱作是罷凌，它與歧視的界線其實很模糊，通常這兩種行為會一起發生。
在為教師們編寫的「柏林暨布蘭登堡邦反霸凌ABC手冊（Berlin-Brandenburger Anti-Mobbing- Fibel）」中，對於霸凌的階段予以描寫：霸凌先從最小而零散的惡劣行為開始，例如以傲慢無禮的態度針對受害者的外觀、習慣或特質作出評語，或者說人閒話、嘲笑、故意將別人的物件拿走，或刻意撞擊別人的身體部位等等。
而漸漸地，很多案例都發生在網路社群裏，所謂的「網路霸凌」或稱「網路暴力」，特別困難而麻煩的是，網路空間裏並不像現實世界中能夠有撤退迴避的空間。校園裏一般的霸凌行為止於校門，然而網路霸凌卻無遠弗屆、時時刻刻都能發生。
通常如果在霸凌發生的初期不作處理，將越來越難解決。一般而言，過分惡劣的行為不會是全班都贊同，通常只止於少數的個體。但是這些卑鄙下流的行為卻能夠在有足夠不介入爭端的旁觀者參與下持續發生，或者有些協助者為了從霸凌者身上獲得利益，因此模倣霸凌者的行為而火上加油。
越多學生共同參與群體的霸凌行為，那麼也就有越多人感受不到罪惡感。此時，受害者將變得更沒有安全感而行為異常，這又再度引起更多的侮辱與恥笑。最後，受害者開始懷疑自己，甚至開始責怪自己的不是，並且漸漸離群索居而甚至開始出現健康上的問題。一般而言，形單影隻的受害者很難個別突破自己的困境而獲得自由，因而導致很多受到霸凌侵害的孩子最後只好走入轉學一途。
上述反霸凌手冊中強調，旁人的幫助與成人的堅決果敢在成功處理霸凌事件時非常重要，父母和教師們在此責任重大。在此前提下，反霸凌手冊內指出：霸凌事件中有20%受到霸凌的學生認為教師是兇手或是幫兇，實在令人嘆息。
父母親不能袖手旁觀
柏林邦學生家長代表之主席暨發言人Norman Heise先生表示：「每個案列都應該認真看待」，當家長知道孩子受到欺負時即應該立刻與教師聯絡，許多柏林邦內學校都將迅速而明確堅定地作出反應，「然而始終有些學校寧可不採取行動。」
當家長感覺到不被學校當作一回事時，應該向文教廳的投訴管理處提出。家長代表Heise先生表示，學校方面已經不能靠著搪塞或藉口家長們只是出自無助的心理而隨便投訴了。 畢竟每個區專為學校設立的「學校心理和融合教育諮詢中心（SIBUZ）」中均有對於霸凌事件熟悉而專業的心理醫師能夠提供協助。這也是父母和學生們在此類案例中最重要的聯絡單位，在此他們應能獲得合適的支持與協助。
柏林邦學生委員會（Landesschülerausschuss）發言人Franz Kloth表示：「學生與家長們必須知道他們可以從哪裏獲得幫助。」 例如，可以跟哪一位教師或社工人員商談？誰是危機處理小組的人員？以及學校心理醫師的電話幾號？所有學生和家長都應該知道這些資訊。學生委員會發言人Franz Kloth表示，這些資訊在柏林的校園中並未標準化，此外他認為，許多學校未對反制霸凌作出足夠的干預，這現象應該與教師們平日的工作內容已經超過負荷範圍有關：校園空間不足，加上無法貫徹的行為準則要求，對於現況完全沒有幫助。「校方應設法將強勢學生和霸凌施暴者導入正軌；然而此類情形若在深談後無法改變霸凌的事實，則必須導入懲罰機制。」 他並建議校方應該嘗試更多令校園氣氛趨向正面的改變措施。
柏林文教廳長Sandra Scheeres（社民黨）則提出能普及該邦所有學校的「危機處理小組」方案，為能執行此方案，柏林文教廳已計畫修改學校法；至2018年4月初已經有90%的柏林學校擁有自己的「危機處理小組」，柏林邦學生委員會對此感到認同，並且要求文教廳應規定學校通報霸凌事件的義務，以利清楚事情的嚴重狀況。
撰稿人/譯稿人：德國每日鏡報（Tagesspiegel）/駐德教育組黃亦君
資料來源：2018年4月9日，「柏林中小學霸凌情形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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